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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一个工蜂般的职业。在系统算法的层层操纵下，骑手在外卖产业末端付出重复的劳动。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超过1000万人从事外卖和快递工作。
外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城市的基础设施行业，但这个群体本身，却游离在城市身份的边缘。大部分外卖员与平台没有正式劳动关系，缺少与职业风险配套的工伤保险。
据美团《2020骑手就业报告》，2020年上半年，在美团平台上注册的骑手约470万人，大部分为劳务派遣。“饿了么”一项2020年的的调查则显示，该平台骑手总数超过300万，大多数与平台并无雇佣关系。
2021年，一系列政策、意见的出台，也许将促进外卖从业群体的社会权益保障政策革新，外卖骑手或将不再是高风险、低保障的职业代名词。
“最严算法”下的博弈
2021年5月30日，19岁的孔凡遭遇了在北京送外卖一个月以来的第五次交通事故。
晚上10点，她像往常一样已经工作了12小时。生理期的疲惫使她不得不每送几单就暂停休息。她将电动车停在路口，坐在座椅上查看手机里的系统规划路线。就剩最后两单了。
这时，她的车尾被猛地撞了一下，自己连人带车弹起来。所幸并未受伤，她回头，看到肇事者也骑着一辆电动车，后座上绑着“蜂鸟快送”的橙色配送箱。
肇事人打手势示意自己是一名聋哑人士。两人便加了微信。“我叫李杨，刚才低头看手机导航，不小心撞到你的车。很对不起你。”他给孔凡的信息里写道。
孔凡打电话给同事来处理情况。三人协商后，决定由李杨赔偿孔凡50元，作为修车费和耽误她最后两单收入的补偿。很快，他们再次各自出发了。
他们是“最严算法”控制下的骑手，在不断被压缩的时间里赶路。遭遇了交通事故，也常常在私下匆匆解决。
去年以来，算法压榨骑手的现象引发社会讨论，也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2021年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七大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
关于优化算法规则，《意见》明确提出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要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梁正认为，算法优化的时间，是压缩了整个送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综合结果。要解决算法问题，需考虑骑手以外的其他变量。
“算法呈现的最终时间并不完全取决于骑手。商家备餐、城市交通情况、顾客取餐等环节，最后都会转化为骑手的压力。”梁正说。
对孔凡来说，送餐过程中最难把握时间的是等餐。“你无法预料这个商家会有多少人下单，万一有人一口气订了50份餐，你的单子肯定就要取消了。”她解释道，“这种情况要直接交后台解决，或是跟顾客商量，由站长赔钱。”
为迎合“最严算法”，商家与骑手间的配合成为一场博弈。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有外卖业务的餐厅负责人表示，自己店里并没有出餐太慢，骑手等太久的情况，反而是有骑手还未到店，就提前点“取餐”的情况。
“有时顾客打电话催骑手，或是催商家，导致三方互相指责，但平台对此并没有管理办法。”该负责人说。
顾客难免被争分夺秒的配送服务“惯坏”。一次，孔凡将订单送到一个禁止外卖车辆入内的小区，顾客经电话沟通后下楼拿餐。她下车走到顾客面前，对方接过餐，质问道：“你为什么不跑着送过来？”
外卖平台也因压榨骑手，未能妥善处理商家、骑手和顾客的关系而偶遭“报复”。
界面新闻此前报道，2021年6月19日凌晨，杨某通过美团众包App抢单加派单，在四个小时里抢到253单，且所有订单到手后均在原地直接点击了取货和送达，随后在没有提现的情况下，直接注销了美团App账号。
梁正认为，“最严算法”压缩的不止是骑手的时间，也同样压缩了商家的备餐时间。“如果商家的备餐时间一再被压缩，必然影响食品质量。”他说。
“如果每个环节都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平合理的原则去要求，就能产生合理的时间。问题是，一旦有了时间有了弹性，有的骑手就会利用时间空隙去多抢单，从而又提升了安全风险。”梁正说。
他认为，通过规范备餐环节、交通管理、把控食品安全质量，制定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劳动强度，才是实现送餐高效而安全的方法。“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算法也无法解决问题。”
风险自担
事故后的第二天，是孔凡的20岁生日，她本想在老家哈尔滨和表哥一起度过。
小时候，当长辈告诉她“你是女孩，你就不能这么做”时，表哥总是站出来为她说话。后来表哥去了哈尔滨的一所中专，课余时间也送外卖。
“小城市的人们人格独立的过程会非常漫长，在大城市，人才成长得快。”孔凡说。受表哥的影响，她高中便开始打零工。
后来进入东北林业大学法律系，利用课余时间，她当过跆拳道教练，做过外卖员，跟同学合伙创业。疫情袭来，创业失败，她便到长春为朋友的剧本店做运营。
两个月前，她借朋友的汽车出行时不慎与另一辆轿车追尾，欠下两笔维修费。她不愿向父母开口，于是只身来到北京，送餐还债。
“我相信多数时候，努力是不一定有回报的。但送外卖这件事，只要你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她说。
这种即时回报的行业特性，使外卖配送行业在近两年来每单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吸引着上千万的劳动者。
国贸商城楼下有大块灌木丛交织的空地，空地上的一切都暴露在日光下。商城北区与南区的正中间有一条步行小道，停满了送外卖的交通工具。
一眼望去，这里黄色的“美团”箱子居多，蓝色的“饿了么”和“蜂鸟配送”箱子占少数，零星有几个“闪送”和“京东快送”的橙色箱子。骑手聚集地，像是外卖市场的缩影。
孔凡总是把电动车停在路口，与车群若即若离。她爱穿宽大的防晒外套，把饿了么的制服放进配送箱里，一顶黑色鸭舌帽从不摘下，只露出染成金黄的发梢。如果她不和电动车一起出现，看起来便和去逛国贸商城的大学生无异。
有时她骑上拴着配送箱的电动车，旁边的男骑手见了，扔来一句“哟，这大美女咋来送外卖了？”有骑手看出了她的年轻，质问她 “咋不回去好好上学，来干这个？”
“嗯。”这是她每一次的回答，也没有人追问。他人的关切流于浅表，调侃几句，各自上路，加入国贸外卖站近一个月，她叫不出几个同事的名字。
据美团《2020骑手就业报告》，2020年上半年，该平台有单骑手为295.2万人，注册骑手约470万人，大部分为劳务派遣。“饿了么”一项2020年的的调查则显示，该平台骑手总数超过300万，约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大多数与平台并无雇佣关系，也就是说未签劳动合同。
孔凡也是以兼职的身份做外卖员。她唯一的保险，是每天上线时，系统自动向平台缴纳的3元骑手意外险。但经历过五次交通事故，她并未得到过任何保险公司的赔偿。
也是事故第二天，孔凡发现自己生理期没有预兆地中断了。她很快意识到，这是昨天被撞击时受到惊吓所致。由于没有医疗保险，她请求李杨陪同就医，并承担医疗费。
次日，两人挂号、就医到开药、缴费，耗去一整天时间，各自损失数百元收入。
“只能天气不好的时候再多送几单。”孔凡说。
去医院那天，李杨提议请她吃饭作为补偿，带她来到国贸商城一家日料店。国贸是孔凡的送餐区域，她熟悉这里的餐饮价位，连连摆手，示意不要破费。
但李杨坚持，手指在菜单上敲了好几下，桌子上渐渐摆满食物。他们安静地吃饭，面对面发微信。
李扬解释道，前几年自己和妻子在老家太原做小吃生意，每天能进账3000多，几年下来积累了上百万财产，后来中了网络赌博的骗局，损失一百多万，还债时卖了自己的奔驰GLK。
他不愿连累家人，让妻子和上小学的儿子留在太原，自己来北京送外卖。现在每天少则300块，多则500块，希望有一天积累足够的资本，回老家开餐馆。
缺乏基本社会保障，是多数外卖员的现状。根据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今年发布的《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平均仅有26.53%的骑手与外卖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也就是说，超过70%的外卖员没有享受外卖平台为其缴纳的工伤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基本社保。
这使外卖员在遭遇交通事故时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据现有交通部门数据，南京市2017年上半年共发生涉及外卖车辆的交通事故3242起，其中，需要骑手承担事故责任的比例高达94%。
然而，多数外卖骑手缺少平台的支持，自己也不愿意以个人名义缴纳社保，或者无从知晓缴纳社保的渠道。
在北京从事外卖员工作三年的屠雷表示，如果有平台愿意承担社保费用，自己会很支持。“现在每天交的3块钱基本没用，有时候挺委屈的。”他说，“只要出了事有人管，就算每天交30块我也愿意。”
曾经屠雷在停车时被出租车追尾，交警判定是他占用机动车道，需负全责。为此，他全额支付了自己的医药费和出租车的修车费，共计7000余元，伤病又使他误工一个月。“平台没有人处理，打电话给保险公司也不了了之。”他说。
屠雷在美团和“饿了么”平台同时送餐，每天最少工作16小时，每月平均能结余一万元。这笔钱需要供河北老家的三个孩子上学，以及为父母负担医药费。
《意见》发布后，屠雷的劳动权益也许将得到改善。
在完善社会保障方面，《意见》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励探索提供多样化商业保险保障方案，提高多层次保障水平。
然而，对外卖平台来说，为所有骑手交社保将是一笔巨大的负担。2020年全年美团餐饮外卖收入为662.7亿元，占其总营收的57.7%，并贡献了高达28亿元的净利润。红星资本局曾测算，若要为所有活跃骑手交社保，美团每年需付出成本172.99亿元。
市场的消极反应
《意见》一经公布，市场当天便迅速做作出消极反应。2021年7月26日，美团股价下跌13.76%，阿里巴巴港股下跌6.38%，7月27日，美团继续下跌17.66%，阿里也跌去6.35%。两个交易日内，美团市值蒸发3996.11亿港元，阿里巴巴的市值则跌去1630.88亿港元。
梁正介绍，在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无论以何种形式缴纳社保，在骑手社保方面的增加的成本必然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一定会改变整个业态。”
但他坚持认为，外卖员缴纳社保，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骑手与社会其他群体具有紧密联系，一旦发生事故不仅会伤害自己，还会伤及他人。因此保障他们的安全，也是保障他人的安全。”他说。
目前，因为外卖员与外卖平台模糊的劳动关系，企业缴纳社保至今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律师黄乐平表示，《意见》的发布，反映出维护外卖员权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我国没有制定劳动标准法的情况下，确立劳动者底线保障规则的尝试，对于不具有标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是很大的促进。”他说。
劳动标准法的概念来源于美国的《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该法律规定了雇员的最低工资、加班工资、记录保管和青年就业标准。黄乐平介绍，要在实质上促进骑手的权益保护，需要更多配套措施，包括减少劳动强度、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更好的劳动保护措施等等。
《意见》中提出了优化平台派单机制，要求合理管控在线工作时长，对于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系统发出疲劳提示，20分钟内不再派单。也照应了减少外卖员劳动强度的需求。
黄乐平认为，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对外卖员权益尤为必要。平台应强制实施。至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鉴于现阶段缺乏类劳动者的法律规定，仅限于鼓励平台购买。“等时机成熟，相应规定出台，这类社保都需要强制实施。”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2亿人，约有8400万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1%。随着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的增加，针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措施已有初步尝试。
2021年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灵活就业人群的职业难题明确了进一步的解决措施，包括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
就关注较高的工伤保险，江苏南通等地采取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方式，建立独立职业伤害保障。广东省在2021年1月出台了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试行办法，将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网约车、外卖或者快递等劳务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梁正介绍，在现有劳动法条件下，平台可根据不同的劳动关系为骑手缴纳社保，也可先由第三方具备保险经办资质的机构代办。在相关法律出台后，企业就应该承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社会保险保障的是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平衡。这不止是企业的问题，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解决问题。”他说。
黄乐平表示，保障外卖员的权益，具体规定还需看接下来立法的执行，但平台为外卖员提供基本的职业安全保障，“是平台企业不容回避的基本社会责任。”
（界面新闻实习记者张仟荟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