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打开手机向虚拟助理问路、查询天气，医院采取基因检测手段帮助患者预测患病风险，工业机器人代替工人在危险场所完成工作……世界正处于由信息和自动化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在这个浪潮中，我国处在怎样的位置？
作为长期关注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学者，薛澜对此谨慎乐观。他说：“中国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头班车’。但想要坐稳这趟‘头班车’，我们在科创政策制定、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还应有更多、更细致的考量。”
人物·薛澜丨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现任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国家战略咨询与综合评估特邀委员会委员、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速度之快，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解放周末：学界有不少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讨论，但对于公众来说，这个概念还相对陌生。在您看来，我们该怎么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相比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有哪些特征？
薛澜：要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回避不了前三次工业革命。
18世纪中叶，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动力革命，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大规模定制生产的出现，使得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微电子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也就是集成电路的迅速发展，使得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计算机等成为可能。
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由一系列技术创新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及生物空间的互联互通。相对于前三次，这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速度特别快。比方说，一款运用了增强现实（AR）技术的游戏，发布十几天后用户数就可以达到5000万。这种技术的应用和扩散速度之快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要知道，航空业用了64年才达到这个量级的用户。
另外，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比方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教育领域，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一个名为吉尔·沃特森的机器人代替助教为学生授课5个月，其间没有被任何学生发现，甚至还被学生提议评为优秀助教。在法律领域，计算机已经开始替代很多原来法律助理的工作。在媒体领域，机器人写作每天能够产出大量新闻报道。这些都标志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
解放周末：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曾说过，发挥这次工业革命的潜力将有助于解决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您怎么看？
薛澜：确实，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可以对我们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提供很好的帮助。比方说，我们要实现教育公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互联网和相关技术就能发挥巨大的潜力。医疗方面也是，远程医疗、人工智能诊断都能让更多的人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比如，清华大学程京教授领导的团队，用生物芯片给新生儿童做耳聋基因检测，每年都能让1万多名儿童免受耳聋的痛苦。这就是技术应用带来的福音。
解放周末：去年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嘉宾指出，目前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很多人才和资本都倾向于将技术投入商业和销售。但是，制造业相关的人才和资本比例没有那么大，这与人工智能可能带给制造业的巨大潜力非常不相称。您是否认同这个说法？
薛澜：我没有看过具体的数据，但我个人感觉，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是很早的。上世纪80年代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机器人研究就已经很热门。全球目前有两百多万工业机器人在被广泛使用，应该说，这些年的发展是稳步向前的。其实，在诸如汽车制造领域，机器人的应用相当普遍，但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和大家更为熟悉的商业、零售业不太相同，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印象。随着我们国家对智能制造的进一步讨论，接下来也会有很多规划。
解放周末：您曾经表示，人们之所以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仅是因为它们是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更在于它们所具有的潜能可以被转化为生产力，积极促进社会进步。根据您的观察，现在这类技术对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薛澜：实际上，我们观察到了一种被称之为“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也就是说，蓬勃的技术创新与迟缓的生产率增长并存。其背后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目前实际上很多创造出来的价值并没有被计算进去。举个例子，比方说互联网发展带来的信息和舆论搜索为人们带来了巨大便利，但人们并没有完全为这些便利付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创造出来的价值没有被有效记录，我们传统的计算产值的方式还存在改进空间。
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很多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模型，都是以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和生产流程为基础抽象出来的，在如今新经济环境下，基础理论的范式或许也需要一定的改变。
人们一方面希望保护隐私，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共享数据
解放周末：包括基因检测在内的很多新兴技术的应用和发展，背后的选择其实涉及隐私保护、价值观念甚至伦理问题。怎样能够避免技术滥用和技术作恶？
薛澜：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拿基因检测来说，几年前国内就有过这样的案例：用人单位要求申请者进行基因检测，发现这个人的家族基因有某种缺陷，得某种疾病的概率较高，就以此为理由拒绝了他，后来双方因此打了官司。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个人去应聘时都被要求提交基因检测报告，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因检测就已经被滥用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的复杂性可想而知。
我认为，要保护人们的隐私、避免数据被滥用，首先，作为检测机构的医院一定要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范，能够充分保护患者隐私。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但比较为难的是，人们一方面希望保护隐私，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共享数据、让数据发挥作用。因为若是想要真正揭示人类疾病的奥秘，就必然需要获取大数据，随后分析哪类疾病和哪类基因特征相关。问题是，这两者之间如何平衡？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这些数据得到合理应用？创新治理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解放周末：在风险防范方面，政策的制定存在怎样的难点？
薛澜：我们知道，前几次工业革命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时期，我们还没有机会接触到前沿。那些技术进入中国被应用的时候，应该说已经被磨得比较平、比较成熟了，我们在用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特别大的问题。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这一次，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赶上了这趟“头班车”，成为最新技术的首批“用户”。因此，技术应用对就业、伦理、治理产生的相应的影响，我们也和其他领先国家同时感受到了。怎样识别风险并且采取有效方式规避风险，就是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解放周末：您说过，中国目前不用担心没有话语权的问题，而更应该考虑是否能有效参与相关的国际讨论。在这趟“头班车”上，各国应该如何积极拓展合作？
薛澜：第一类问题是各个国家怎样有效规避风险。不同国家对这类问题的态度很不一样。以个人隐私为例。欧洲国家对个人隐私高度重视，2018年5月，《一般数据保护法案》在28个欧盟成员国统一实施生效，意味着欧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及监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美国，政府对商业发展、创新需求方面的考虑更多，就不会像《一般数据保护法案》管控得那么严格。我们国家目前也在对这个问题的规制进行积极的讨论。
第二类问题是如何协调各个国家来制定全球统一的规则。一方面要保证数据的互联互通，加强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及生物空间的融合。要保证信息顺畅流通，就需要共同的标准和通道，这就需要各国进行协调、达成标准之后采用。另一方面，全球的规制也需要协调。如果这个国家松一些、那个国家紧一些，那全球的公司可能都要跑到规制松的地方去了，这就对规制紧的国家来说不太公平。
解放周末：当前全社会对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都很关注，一些介绍前沿技术、关注幕后科技工作者的综艺节目也吸引了很多目光。您怎么看待社会舆论对科创的热情和期待？
薛澜：媒体对新技术、新应用很敏感，很快就能提炼并且推广，这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我也在思考，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是否能够起一些互补作用。有时候，一个新技术出来，各种媒体一个接一个地跟上，同一种声音不断加强。此时，不同类型的媒体可否有些不同的互补的声音？比如，主流媒体看问题更深，发出的声音更加理性。这样一来，若是碰到“忽悠”和“吹牛”，主流媒体就能及时解释、澄清。在我看来，媒体的成熟也会带动公众认知和公众心态的成熟。
创新热情上升的同时，还需要更合理的引导
解放周末：人才是科技创新最核心的因素。您之前曾经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内容实际是为应对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而准备的。也有媒体报道称，2018年中国高校新增专业统计显示，226所高校拟新设的专业前6名分别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程、网络与新媒体和人工智能，其中3个和“智能”有关。这是否表明，高校正在行动？
薛澜：对，这说明我们的高校很敏感，在相关领域不断拓展，积极主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跟上新工业革命的步伐。这些专业申请是否最终都会得到批准，存在一个问号。当然，也要特别小心不要一哄而上，打着人工智能专业的牌子，换汤不换药，研究和教学内容没有改变。我相信，最终被批准设立的新专业经过合理的规划和引导，通过师资力量的完善，能够支撑新专业的发展，为学生开设高质量的课程。
解放周末：国外是否也有类似的趋势？
薛澜：是的，在很多国家，人工智能相关新设专业也很热门。一般来说，国外高校对于新设专业都非常慎重，需要经过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专业设置的权力基本都在高校，一旦形成某种社会共识之后，就会有一批学校进行相关专业的开设。如果成功，就会带动更多学校设立。如果不成功，这些学校也要承担相应成本，并从中吸取教训。所以我想，我们未来是否也能给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更多的自主权，让高校能够及时回应社会需求。
解放周末：人工智能浪潮下，现在国内一些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开始学习编程，您怎么看待这种低龄化的趋势？
薛澜：首先我认为应当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其实，人们从小学开始学习算术，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科举也不用考数学。也就是说，算术能力在过去并没有被作为教育的核心部分，是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才被发展和确立的。那么，既然人工智能、大数据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中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未来是否有可能把计算的能力作为人们必备的能力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关的低龄化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2018年，全球第一本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在上海发布。我翻看了之后觉得教材相对通俗易懂，但也提供了核心概念，既有基础知识的普及，也有实际的课后练习作业，适合高中生阅读、学习。
但是另一方面，青少年从小就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势必要大量接触计算机，这样是否会对视力以及其他学科的学习产生影响，也是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
解放周末：此前国外一直有批评认为，中国大学生基础打得扎实，但创造、创新能力比较欠缺。您认为在当前的大环境下，高等教育如何在这方面进行突破？
薛澜：我认为社会上对于高校的一些意见和批评，不少学校其实都听进去了，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很多学校在创新教学方法、给学生提供更多研究和实践机会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比如在清华，就有一个X-LAB的课程鼓励学生创业。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互联网，只要有想法，不管是想做服务还是产品，都可以来参加课程，学习创业，减轻创业的盲目性。
在我看来，当前我们国家的创新活力比过去已经高了很多。但是，在热情上升的同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还需要更合理的引导，要符合规律。比如大学生创业，能够在大学里学一些相关的知识、提高能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大学生是不是都要去创业、点子是否都能落地，还需要合理分析。有的学生有具有商业价值的好点子，值得鼓励。但大部分学生的思考还没有完全成熟。对他们来说，先打好专业基础、学会技能，然后到实际岗位中进行锻炼，未来再创业的时候，成功率就会更高。要是一窝蜂都去创业，那社会资源成本可能就比较高。
创新生态是一种特殊的氛围，人到了那里，感觉就不一样
解放周末：对一座城市来说，要在当前的科创产业发展和竞争中获得领先地位，就需要在城市创新生态方面下功夫。您所理解的创新生态是什么？
薛澜：对于高科技领域的企业来说，当地有没有足够的多元人才和资本，多元文化和跨文化沟通、交流的氛围是否顺畅，都是考虑的重要方面。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完整描述城市创新生态到底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氛围，人到了那里，感觉就不一样。我个人觉得，对于不同的宽容也是其中的一点。比方说走进一家餐厅，如果穿着和大家不太一样就会被侧目，这个地方就会让人不舒服；相反，如果大家都很随意，各有特色，反倒会比较轻松。此外，生活便利、配套设施完善也都有所影响。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创新生态。
解放周末：您提到跨文化沟通、交流是创新生态的一个方面。近年来，以上海为代表的许多城市在引进外来高层次人才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您对此有何建议？
薛澜：其实，国内各个城市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应该说已经全球领先了。但我觉得，如何看待人才、如何调整和建立更合理的人才制度框架，是我们目前仍需要关注的问题。
什么样的人是人才？何谓高层次人才？我认为，在一定的客观评价标准的同时，也要考虑用人需求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匹配，不同的用人单位在不同的时期所需要的人才都不一样。真正创新的企业和机构可能没有那么强调人才的层次，跟需要匹配的就是最好的人才。
另外，有些不合理的框架要打破，有些合理的框架需要建立。比方说，对于国际人才到中国落户的一些管理规则。之前我们在邀请外国专家来校任教时遇到过一些麻烦。当时因为一些既有的规定，专家的签证无法顺利延期，导致行李无法从海关及时取出，而每多停放一天的行李，该专家就要交很多的费用。所以我认为，要吸引外来人才，发展的机会最关键，便利的生活条件和友好舒适的文化也很重要。有时候开出一些特殊的优惠条件，可能短期内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若要使之可持续，就需要更周到的考虑。
解放周末：作为科技、教育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组织模式，大学科技园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后来，各国相继开展大学科技园建设。如今，全世界范围内已有数千个大学科技园。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完善大学科技园建设，城市还可以做些什么？
薛澜：我们国家有两类科技园。第一类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造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开发区。当时是模仿国外的科技园，一开始都在大中型城市、知识密集型城市建设，很多也都位于高校附近。这类由城市办的科技园，给高新技术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小环境。
还有一类就是大学办的科技园，比如清华科技园、复旦科技园等。这类科技园的出现也是为了给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教师和学生创业营造更方便的环境和条件。我个人感觉，随着我国创新环境的不断改善，高校科技园可以在突出高校知识和人才资源、完善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对政府来说，就是要促进社会整体创新环境的持续优化。
（文章内容来自“解放周末”）
